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6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一位日本僧人的大唐往事，成为世界的记忆》的报道。
日本滋贺县大津市的琵琶湖畔有一座三井寺，寺庙住持福家俊彦感到最为骄傲的，是寺里珍藏的两件来自中国的珍宝：大唐颁发的通行证，官方名字叫“过所”。
这两份纸质的过所，是三井寺第一代住持圆珍法师去唐朝求法时使用并由他本人带回日本的。度关山越沧海，两份过所历经1100多年，现在静静地躺在三井寺收藏馆的展示柜里供人们欣赏。两份过所已被装裱成一幅手卷，装裱方式非常简单，除加裱了一段大约5厘米的金色隔水，上下没有添装任何多余的材料。两份过所加在一起长约1米，宽约31厘米。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今年5月，包括这两份过所在内的56件圆珍入唐求法的相关文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中华文化兼容并蓄和中日文化交流的宝贵证物，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珍贵遗产。
三井寺第164代住持福家俊彦介绍相关文物。组图均由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杨光 摄 “这些宝物值得我们用生命去保护。”福家俊彦告诉本报记者。事实上，1100多年里，很多人把它们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每一代保管人都随时做好准备，不管发生什么危险，都能带上它们离开。即使这样，它们在14世纪时也曾被弄丢过，三井寺的僧人拼命寻找，终于在16世纪时找了回来。”
关山几度
岁月让纸张发黑发暗，但墨迹依然清晰，朱红的官印透露着昔日的威严。隔着厚厚的玻璃，我们仍然可以读懂文字的大意，恍惚间产生一种穿越时空、回到大唐长安的梦幻感。
第一份过所是由位于今天绍兴的越州都督府签发的，内容如下：
越州都督府：
日本国内供奉敕赐紫衣僧圆珍，年肆拾叁，行者丁满，年伍拾，驴两头，并随身经书衣钵等。
上都已来路次检案内，人贰、驴两头、并经书衣钵等。得状称，仁寿三年七月十六日离本国，大中七年九月十四日到唐国福州，至八年九月廿日到越州开元寺住听习。今欲略往两京及五台山等巡礼求法，却来此听读，恐所在州县镇铺关津堰寺不练行由，伏乞给往还过所，勘得开元寺三纲僧长泰等状同事须给过所者，准给者，此已给讫，幸依勘过。
大中玖年叁月拾玖日给
府（叶新） 功曹参军（奉） 史
潼关五月十五日勘入 丞（奕）
第二份由中央官署尚书省签发，字迹跟第一份的正楷比起来显得有些潦草。猜测其中缘由，可能是从首都出发的人员太多，工作人员更加忙碌，不能像地方官吏那样耐心书写所致。
尚书省司门：
福寿寺僧圆珍年肆拾叁，行者丁满年伍拾，并随身衣道具功德等。
韶广两浙已来关防主者，上件人贰，今月 日得万年县申称，今欲归本贯觐省，并往请道州府，巡礼名山祖塔。恐所在关津守捉（官职名称），不练行由，请给过所者准状，堪责状同，此正准给，符到奉行。
主事（袁参） 都官员外郎判祇 令史（戴敬悰） 书令史
大中玖年拾壹月拾伍日下
蒲关十二月四日勘出 丞（郢）
大中是唐宣宗年号，仁寿是日本文德天皇年号，仁寿三年与大中七年指的都是公元853年。从第一份过所中可以看出，圆珍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海上航行，抵达了福州，然后一路向北，第二年九月二十日抵达越州。经过一年的学习，他计划前往洛阳、长安以及五台山巡礼求法，于是向越州都督府申请过所。“潼关五月十五日勘入”的字样，说明从三月十九日拿到过所后，他经过近两个月的跋涉，经潼关进入了长安。
通过尚书省司门签发的过所信息可以看到，大约半年后，圆珍仍然是与丁满一起，骑驴离开长安的。至于过所中提到的“福寿寺”，是当时长安著名的皇家寺庙，原名西明寺，公元846年改名为福寿寺，玄奘法师曾入住该寺。“蒲关十二月四日勘出”中，蒲关指的是黄河上的蒲津古渡口。圆珍没有原路返回，而是往北过黄河进入了山西。这也符合过所中提到的“不练行由”的说法，意思是过所持有者，旅行时不必完全按照固定的线路。
装裱在一起的“越州都督府过所”和“尚书省司门过所”正在三井寺内公开展览。托梦大唐
根据唐代官方规定，往来行旅之人通关必须申请过所，《唐六典》记载：“凡度关者，先经本部本司请过所，在京，则省给之；在外，州给之。”这两份过所上各盖着三个红色印章，经辨认可以看出分别是“越州都督府印”和“尚书省司门印”，印证着唐朝法典的权威。唐宣宗大中九年，即公元855年，距离“安史之乱”发生正好过了100年，短暂的“大中之治”，已难以掩饰大唐仅剩的落日余晖。
但对于日本来说，大唐的魅力似乎并没有减退。圆珍大师就是带着与前辈们一样的憧憬踏上大唐土地的。日本僧人尊通在1460年左右编撰的《智证大师年谱》中介绍，圆珍出生于公元814年，是日本第12代天皇景行天皇的第15代孙，是曾经留学唐朝的空海大师的“侄子”。他10岁时“学《毛诗》《论语》《汉书》《文选》等，聪敏超伦，过目成诵”。14岁“辞家入洛”（当时日本称京都为洛阳）。19岁时，他在比睿山延历寺“剃发受戒”，“名圆珍，字远尘也，小名广雄”。
对于圆珍前往大唐求法的前因后果，《年谱》中记载得非常详细：在他37岁的那个春天，“山王明神”托梦，让他“入唐求法，勿为留滞”。圆珍在梦中答复说，日本有好多高僧已经去唐朝精研佛法并且回国，他是否还有必要冒着渡海的风险去唐朝呢？结果他被反问道：“世之人剃发为僧者多矣，汝何尝汲汲于剃发乎？”
因为一年没有行动，圆珍第二年春天再次被托梦，要求他尽快动身去大唐。公元851年四月十五日，他离开京都，带着朋友赠予的30两黄金，到达位于九州的太宰府，准备寻机渡海赴唐。
这次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56份文件，完整展现了圆珍从申请渡海到返回日本的全过程：包括他在日本领取的出国证件，在唐朝境内旅行时的过所公验牒文，记录在唐朝得到的经卷名称的手卷，以及他回到日本后向天皇复命的奏章等。这些文件，早就被日本政府指定为国宝文物，它们有的珍藏在三井寺，有的收藏在附近的延历寺，还有的被京都国立博物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
必须提到的是，在三井寺展出的两份过所，是众多通行证件的一部分，更多的证件是圆珍从福州、温州和台州等地拿到的“公验”。据有关学者考证，与公验相比，过所是更加正式的文件，只有州一级单位有资格签发，通过重要关卡时必须具备，而公验的签发资格可以下放到更低的行政部门。圆珍进出长安，沿途需经过潼关、蒲关等重要关卡，因此必须持有过所。现在发现的唐朝过所，除了三井寺展出的两份外，还有在新疆出土的《石染典过所》等极少数几份，但它们都不如圆珍带回的两份保存完整，也不像圆珍的过所一样具有清晰的时间和人物脉络。
圆珍西游
公元853年三月，圆珍在日本涉外机关太宰府获得了前往大唐的公验，这是他此次旅行的第一份文件，相当于现在的日本“护照”。得到这份公验时，他抵达九州已经两年了，其间的准备和焦急等待可想而知。
“日本国太宰府：延历寺僧圆珍，年四十，从者捌人，随身物经书衣钵剔刀等。得圆珍状云，将游行西国礼圣求法……仁寿三年二月十一日大典越。”
取得“护照”近5个月后，圆珍从太宰府得到了更详细的“公验”：“江州延历寺僧圆珍：为巡礼共大唐商客王超、李延孝等入彼并从者随身经书衣服等……”上面列出了随行的8人，其中第一次提到了“译语丁满，年卌八”，说明后来一直跟随他的丁满是翻译，并且住在日本。七月五日，这份公验由署名“镇西府少监”的日本官方签字盖章通过。
这份公验的笔迹，与圆珍此后在福州、温州以及台州得到的大部分公验是相同的，也与他后来的亲笔文件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因此可以推测是由他亲笔书写提出申请，报告旅行的随行人员、目的地、所带物品等细节，然后得到有关负责人签名盖章而生效。
七月十六日，圆珍终于跟着唐朝商船泛海西游。航行到第四天，他们在海上遇到大风，船一路漂到“琉球国”，幸运的是，航向虽然改变但他们还是安全靠岸。九月十四日，经过近两个月的海上漂泊，他们抵达福州连江县海岸。抵达福州当天，福州都督府就给他们颁发了一份公验，这份公验的格式与在日本拿到的完全相同，说明日本不仅在文字上，而且从制度上完全照搬了唐朝。
福州都督府的公验，除了在“申请书”正中间盖了一个官印外，还在红色印章上写了一个“印”字，其中最后一笔斜着贯穿全文。这份申请由三名主管官员签字通过，分别是福府录事参军平仲、福建都团练左押衙充左厢都虞候林师翼、福建海口镇镇将朱浦。这些官职名称，我们似乎只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看到过。
从福州北行，圆珍先后从温州的横阳县、安固县、永嘉县、黄岩县、临海县得到公验，加上后面在台州得到的公验，共计6件，这些文件被装裱成一卷，长达338厘米，收藏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名为《圆珍台州温州公验》。通过网络，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欣赏这些珍贵文物的图片，同时想象一个日本僧人跨越大半个中国的艰苦历程。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透过熟悉的汉字，可以想象当年中国文化如润物细无声般播撒到世界各地的强大力量。
梦回唐朝
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六月，圆珍再次搭乘唐商李延孝的船，携带经书一千多卷回到日本。每一本经书的名字，他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三井寺本次展出的文物中，就包括这些经书目录手卷。
圆珍回到日本后，住在太宰府附近的寺院等待入京召见，文德天皇本来决定在八月十四日召他入京，但他突然去世，年仅9岁的清和天皇即位，并改用唐太宗200年多年前使用过的年号“贞观”。公元862年，从大唐归来4年后，圆珍给天皇写了一封长达10页的题为《圆珍请佛法公验奏状案》的奏章，详细汇报了他前往大唐求法的全过程。这份亲笔奏章，同样是“世界记忆”的文件之一，也在三井寺的收藏馆里，与两份过所一起对外展览。
关于抵达大唐海岸的经历，圆珍在奏章里写道：“十五日午遂获着岸，而未知何国界，便问所在，知此大唐国岭南道福州连江县界。于时国号大中……合船喜悦。”
所到之处，都是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他提到在公验上签字的福州官员林师翼时说，两人“才见喜欢，犹如旧识”。他多次提到当地官员对他的帮助，譬如到横阳县时，县官许邴“给两只船，差二人夫送至州下”。到临海县开元寺，见到高僧知远，“乍见喜欢，宛如骨肉”。抵达台州国清寺时，“徒众惣来相迎”。
圆珍对天台山国清寺进行了大篇幅的描述，宛如一篇游记，充满了对寺庙和天台山的喜爱之情，感叹国清寺是“神僧之地”：“松林郁茂，十里挟路，琪树璀璨，五岭抱寺，双涧合流，四绝标奇”。由此不难理解，为何他在唐朝的大部时间都是在国清寺度过的。
奏章中对抵达洛阳的经过也有详细描述：“五月六日得到东都洛阳之城，从上东之门入，停住七日，自徽安之门出。”对于在长安各个寺庙求法的经历更是事无巨细一一记录。之后，他讲到过渭水渡黄河的经历。到河南后，他提到：“傍中条山向东而行，路侧见古剑匠莫邪之墓”，在“伊川东岸看故太保白居易之墓”。一路上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令他着迷。
这份奏章，可以看做是他5年大唐之行的总结报告，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大唐的仰慕以及对求法丰硕收获的自豪之情。奏章全部是汉字，行楷写成，即使对于今天的中国人，内容看起来也并不深奥。
圆珍回到日本后，屡次被请到皇宫讲经修法，后来他移住到三井寺，被尊为三井寺第一代住持，他在三井寺创立唐院，收藏由中国带回的典籍，这就是今天三井寺唐院的前身。公元868年，日本天皇敕许以三井寺为传法灌顶道场，形成后来的寺门派，圆珍成为天台宗寺门派创始人。
回到日本的圆珍经常回想起在大唐的日子，并仍然与唐朝商人保持密切往来，接受他们不断从大唐带回的经书。68岁时，他收到国清寺清观法师寄来的诗篇：“睿山新月冷，台峤古风清。”公元891年，78岁的圆珍圆寂。927年，日本醍醐天皇授予他“智证大师”的称号，敕封书由著名书法家、有“日本王羲之”之称的小野道风书写，这份敕封书现在被公认为日本历史上最有名的书法作品之一。
盛世遗风
福家俊彦是三井寺的第164代住持，与圆珍之间相隔162人，其中包括他的祖父、父亲和叔叔。他生在三井寺，长在三井寺，从小就听惯了圆珍大师和唐朝宝物的故事。从公元858年圆珍回国到现在，整整1165年过去了，多少宫殿寺庙城堡都在自然灾害和战火中遭到毁灭，三井寺也多次在战火中被摧毁，但脆弱的纸张能够保留到今天，福家俊彦不断感叹这是“奇迹”。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福家俊彦就循着圆珍的足迹，多次游历中国，他几乎到访过圆珍曾经去过的所有城市和记载过的地点，其中包括白居易墓。大唐早已远去，但依然留在无数人心中。福家俊彦喜欢唐诗和书法，他将圆珍的墨迹复印件挂在会客厅里，在寺庙餐厅最显眼的地方，悬挂着他亲笔书写的李白诗《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落款是“三井青眼山人俊彦书”。
福家俊彦说，将来有影响力的还是中国，中日都使用汉字，大家在对表达意思的理解上有共通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中日关系虽然在近一百年里遭遇过很多困难，但双方拥有长达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这一定会对双方增进相互了解、共创未来发挥积极作用。他还说：“圆珍大师当年带回来的宝物，应该让两国更多的年轻人知道。年轻人更好地了解历史，对中日两国来说都非常重要。”
在众多的参观者中，记者遇到了旅居日本30多年的华人隋千秋，在日本航空工作的他感叹，当年圆珍大师需要在海上漂泊两个月才能抵达唐朝，现在这段航程只需要两个多小时。
“这些珍贵文物，让我们感触到唐朝当时兼容并包的伟大精神，同时也翔实考证并唤醒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记忆。我们今后也要为推动双方的深入交流与共同发展付出真诚而持续的努力。”隋千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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